明末清初思想界巨擘顾亭林尝云：“一为文人，便无足观。”以古律今，可知此语实为平凡而不朽的真理，尤其是放在那些终日与青灯古案、竹头木屑为伍的历史研究者身上，这更是“一语成谶”式的宿命！因此，我曾以调侃的方式说过：“对于一个人而言，把研究历史作为他一份业余爱好，那是莫大的幸福；把研究历史当作他自
到了韩国之后我发现，那里的历史学同样处于学术的边缘，同样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，同样让诸多青年学子避之惟恐不及。一般学校的历史学科不招人待见也就罢了，就是在其国内“超一流”的“S.K.Y”（首尔大学、高丽大学、延世大学）三校中，历史学科的地位也是低得让人同情。
据高丽大学亚细亚研究所的一位朋友讲，高丽大学研究生招生，其他系科的入学竞争激烈程度，可以用“白刃相搏”来形容，典型的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场面，而历史系（韩国一般称“史学科”）的报考，则往往“门可罗雀”，通常只需要提供个人资料，不必经过考试就可以入学，成为守护历史学这支“风中之烛”的光荣一员。
历史学科遭遇冷落，原因当是中外一致的。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，在学科的前途上，利禄资源的配置乃是最终决定学科盛衰的杠杆。西哲培根说过：“读史可以明智”，固然不错；唐太宗也讲：“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，更是真理。可是“明智”毕竟不等于沉甸甸的饭碗，“知兴替”也非芸芸众生所需要尽心的义务。对于绝大多数年轻学子来说，为了日后捧上堆满鱼肉的饭碗，就只好把历史学这碗“坚硬的稀粥”搁置在一边！
然而，一母九子，各不相同，总还是有人喜爱并投身于历史学这门冷僻的学科，韩国的情况也不例外。在韩国任何一座综合性大学，历史系总是能够开张，依旧细水长流式地为社会培养出历史学学士、硕士与博士。年复一年，积腋成裘，顶着史学博士“桂冠”的人也有了一定的数量规模。
韩国的大学，除极少数（如国立首尔大学）之外，都是私立的。老板挣下偌大一份家业多不容易，兴教办学，自然最注重投资的效益，不乐意掏腰包去赡养闲杂人等。这反映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上，就是努力将师生比控制在最经济、最合理的范围内，严格限定教师尤其是教授的岗位，绝对不允许尸位素餐、人浮于事的情况出现。至于日常的院系事务，则聘用在校研究生担任的“助教”来处理，像中国高校院系里的办公室和教辅人员，在韩国高校的院系通常是不存在的。但令人佩服的是，他们的管理井井有条，从来不曾听说在哪个环节上出过问题。日常教学、科学研究、学术交流、行政运作、学科建设等等，都在高效率、低成本基础上进行和拓展。中国高校要与国际接轨，不必好高骛远去向欧美一流高校学步，先和近邻的韩国高校看齐就可以了。
历史系招生数额十分有限，这样一来，该学科教师队伍的规模自然小得可怜，而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却每年在递增。这中间既有韩国本土高校自己培养的“土鳖”，也有从欧美、日本和中国台湾、乃至中国大陆学成归国的“海龟”，合在一起也有相当的数量。于是造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：教师岗位稀少而博士人数过剩，无论是“土鳖”还是“海龟”，大多都为谋一教职而不得。往往是某高校史学科一个教师岗位出缺，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竞相去应聘，竞争之激烈，过程之残酷，令我们这些局外人也心有戚戚焉。
很显然，在韩国做历史学博士，在很多的情况下，毕业之时就是其“失业”之始，说得好听一些，便是处于“待业”的状态。看来，学历史出路狭窄、前途惨淡，乃是世界性的问题，不独中国如此。
然而，让人更加感慨的是，这些韩国历史学博士面对“待业”时所表现出来的选择与心态。在中国，历史学博士的出路也是“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”，可是，他们一般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在咬紧牙关把博士头衔搞到手之后，他们敢于也善于与昨天做彻底决裂，把满脑子的“之乎者也”、“秦皇汉武”当机立断清理出去，以“知昨非而今是”的立场与态度去寻觅全新的生存之道。“实用理性”的推崇，功利本能的救赎，决定了历史学博士中大多数人在毕业后改行与跳槽，乃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。也多幸亏了有这样的自我调控，才使得尽管中国出了这么多的历史学博士，却似乎很少有因生计绝望而跳楼投河自尽的。
反观韩国的历史学博士就不是这样，全身上下弥漫着一股天真的“傻气”，远远不及中国的同类来得“明智”，善于“变通”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或许始终秉承着一种理念，即：既然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业，那么就不应该轻易地抛弃自己的专业，单纯地为生计问题去凑合着找一份与历史学毫无关系的工作。于是他们宁可暂时委曲自己，在默默中等待，一直坚持到最终寻觅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（我相信，中国的历史学博士中愿这么做的也大有人在，问题是在我们这里，这种等待往往是无望的）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们毫不懈怠地从事专业的研究，阅读典籍，撰写论著，参与本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，为日后投身教职岗位的竞争积累资本，创造条件，真正是心无旁骛，持之以恒。《论语》上记述孔门第一贤弟子颜渊“居陋巷，一箪食、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，从某种意义上，正是这些韩国“待业”历史学博士的形象写照。
我在所访学的高丽大学史学科结识了多位这样的“待业”博士。如从事明清史研究的权博士，毕业已有多年，但一直未获得正式的教职，目前是在其导师朴教授领衔主持的“BK21”项目中担任“研究助教授”，协助朴教授管理这个为期七年的国家资助科研项目。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金博士，毕业后一样处于打零工的状态，在高丽大学史学科做一名不在编的授课讲师，签一次合同干上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，真正典型的今年不知明年的事。据他们介绍，在韩国，像他们这样的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，临时工性质的博士比比皆是，别人和他们自己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。
“待业”博士打零工的收入维系简单的生活还是可以的，否则，一个人再有定力，面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困境，也很难做到心如古井波澜不起。当然，其收入也绝对谈不上丰盈，甚至可以说是拮据。以金博士为例，他一般每学期在高丽大学史学科承担两门课程，每门课程每月收入50万元（1万元韩币约折合人民币80元），再加上他在别的学校兼上一两门课，合计起来，月收入也就是在150万至200万元韩币之间，与超市的收银员收入相近，低于韩国人的平均工资收入。考虑到韩国物价的昂贵（首尔已进入了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城市的前五位，远远超过了香港、纽约等地），他的这点收入实在很寒酸，生活都十分紧巴，购置像样地段的房子根本就甭想。动辄几个亿价格的住房，对这些待业的博士是天文数字。
不过，令人为之感佩的，是他们对工作与生活抱持着从容豁达的心态，宠辱不惊，安贫若素。我曾经很委婉地向权博士询问过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当下的境遇，并由衷地表示了我对他们这些人的敬佩之情。他的回答很平淡但也很坚毅，他觉得从事专业研究适合自己的天性与爱好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什么都好，无须去羡慕其他人。正是这样的心态，正是这样的胸襟，使得他们不随波逐流，为满足物欲而丧失自我。
与国内不少学人浮躁的心态和学风相比，韩国这些“待业”的历史学博士的境界显然要高迈得多。韩国的历史学研究水平的高低我们不宜妄加置评，但年轻一代学人对专业的执着与追求确实为我们所不及，而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献身精神，才能把“板凳甘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字空”的学风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些心无旁骛、锲而不舍的韩国“待业”历史学博士，是我们榜样，因为，他们的精神正是一个历史学研究者能成大器，为深化历史学研究作出自己贡献的基本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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